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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须夯实小农经营这个基础

李家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了“繁荣工业、生态宜居、文明农村文化、有效治理、丰富生活”的总体要求。人口多人口少一直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国情。小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复兴之路,必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者,促进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联系。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农业具有不同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业性质和特点。首先,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其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生育力的可变性和收入的差异性要求农业劳动者充分了解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实施集约耕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农业劳动的对象是活的动植物。农业劳动者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必须遵循经济法和自然法的双重效应。第三,农业生产周期长,劳动成果必须反映在最终产品中,再加上土地收入的差异性,使得农业劳动成果的计量和分配非常复杂,容易出现激励失效。最后,在每个生产环节中,分工和专业化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详细,这需要一个农业工人掌握更多的生产技能。

上述农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对农业的监督和衡量固有地困难。监管成本远高于普通行业。由于信息传递机制长、生产过程复杂,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失真和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农业的特殊性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和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家庭管理的特殊优势

家庭内的互惠性质使其成为农业生产和管理单位的独特优势。首先,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密切利益共同体,它的存在不仅局限于一般的经济利益,还包括一系列超经济联系,如血缘、情感、婚姻、文化和伦理。对于家庭成员来说,更容易在家庭中产生各种利他行为,包括共同的家庭目标、强烈的认同感和行为一致性。第二,家庭在下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自己特殊的继承机制,这种机制保持了世代交替的稳定性。这使得家庭管理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期望。在这种期望下,这个家庭将自愿合作。家庭有特殊的机制,其他组织形式不必实现激励相容。第三,由于寿命较长,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和扭曲问题。家庭成员更容易根据性别、技能和年龄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而不需要精确的劳动计量。总之,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家庭具有多种形式的劳动激励,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基本上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一般不需要监督,管理和计量成本低。这是一种天生适合农业的组织形式。农户规模经营问题

有人认为农户的家庭经营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从而失去参与社会化分工的机会,失去效率。事实上,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需要澄清。

首先要澄清的是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的概念。人们往往倾向于根据他们的耕地面积来界定农民的规模,但这往往会混淆农民的耕地面积和农民的整体经济规模。微观经济学通常将规模收益定义为所有要素投入按相同比例同时增加和减少导致的规模收益变化。农业中的所有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在理论上,一个行业有规模经济,因为它使用不可分割的投入。支持农业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农业中有大量不可分割的要素。但就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而言,大部分因素的投入是可分离的,许多农艺和生产环节可以分离,如育苗、植保、收获等环节可以独立分离,可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由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统一提供。这表明农业可以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分工获得规模经济,而耕地的集中只是规模经营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农业规模经营和家庭经营之间没有冲突。

农民家庭管理的效率

谈到农民家庭管理,必须讨论效率。一些观点否认家庭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效率低下。小农户和大农户的成本计量不同,两者成本核算的难点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理论上,在没有外部就业机会和资本的情况下,小农户会投入过多的劳动力时间成本来替代资本,导致他们的劳动力边际回报率将低于市场工资。如果市场工资也被用来衡量小农的劳动力成本,它将高估小农的成本,低估他们的竞争力。

从生产效率来看,就单位面积土地产量而言,由于小农户的“自我开发”机制的存在,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户。从利润率来看,关键是如何计算总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如果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大农场主将比小农场主好。然而,如果按照边际产量计算,小农户不一定比大农户差。当然,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小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般低于大农户,因为大农户倾向于雇佣劳动力和使用更多的机械,而小农户倾向于扩大劳动投入强度。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角度来看,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大农户和小农户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没有显着差异。

农户家庭管理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政策导向中的优先政策目标。从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应的政策角度来看,小农户在土地生产率方面比大农户享有相对优势。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大农户在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利润率方面比小农户享有比较优势。小农和家庭管理的创伤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内部组织问题。然而,随着社会化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小农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匹配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小农户难以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融入不断变化的大市场,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薄弱,难以分享社会化大分工和市场交易的利益。它被称为“小农的毁灭”。

所谓的“小农创伤”不是由家庭管理的组织形式造成的。固有的刚性资源禀赋和地理环境,特别是人地关系紧张,是其根源。作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多、人口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到205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现代化,城市化率达到70%。根据最高人口15.34亿,农村地区为4.6亿,劳动力至少为1亿。根据18亿亩耕地的红线,每个家庭只有18亩左右的耕地。根据世界银行对30亩以下小农家庭的定义,小农生产仍将在中国占据主要地位

农场规模是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长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的刚性资源禀赋条件下,依靠扩大单一生产单位的规模来获得农业内部规模经济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希望通过生产经营单位的组合来发挥农业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换言之,应提供套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支撑,为家庭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条件。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可以为小农户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外部条件,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顺畅连接。此外,可以通过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来提高农业竞争力,以避免小农衰落的命运。具体指社会上的各类服务组织,特别是各类专业化的市场化服务组织,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农业生产提供全面的支持服务。因为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许多农业和生产环节可以分开,由专门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

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不排斥小农。它可以兼容各种新的商业实体和小农,使小农可以分享规模经济和市场分工的好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农村振兴战略,必须把我国农业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以建设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出发点,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联系,让亿万小农分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成果。(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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